衡量通货膨胀的成本

      通货膨胀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意味着手中持有货币的购买力在下降，也就是持有货币的实际价值在下降。那究竟应该如何衡量通货膨胀的成本呢?本文简单回顾了上世纪中期直到当前，理论界衡量通货膨胀成本方法演变的历程。

　　从最初利用消费者剩余的方法定性地描述通胀的成本到最新的货币搜寻模型，理论界衡量通货膨胀成本的方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

　　从消费者剩余的角度衡量通胀成本

　　对通货膨胀福利成本的最初研究开始于Bailey(1956)的工作。Bailey利用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对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给出了如下定义：名义利率从i下降到0时，货币需求函数的逆函数曲线下方区域的面积，即“福利三角形”。Bailey借助于Cagan(1953)的货币需求函数形式，首次用积分的方法求出了七次欧洲恶性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所占GNP的百分比，其获得的结果大约为GNP的0.6%。Lucas(1981)也使用此方法计算得到10%的通胀率会带来相当于GDP的0.45%的福利成本。很容易发现以上学者使用最早的研究方法获得的福利成本都非常小，这遭到了很多学者的批评，因为这与现实中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厌恶程度相矛盾。为此很多学者在同样的框架下进行了改进。其中，Barro(1972)重点研究了Bailey提到的支付方式的改变，他认为通货膨胀会提高人们的交易成本，因此会加快支付的频率，也会减少使用货币来进行交易。他得到的结果为当月通胀率为2%—5%时，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大约为GNP的3%—7%。从消费者剩余角度衡量通货膨胀成本的方法简单，容易理解，但是却也存在几点不足。第一，分析框架属于局部均衡分析。Laidler(1990)认为货币需求曲线不随名义利率的改变而出现位移是该方法的前提条件，这就限定了其他因素对货币需求曲线的影响。第二，基于传统货币需求理论，缺乏微观经济基础。传统的货币理论都是基于总量的分析，因此缺乏对个体经济的理性行为的分析。第三，容易忽略消费者剩余三角形下面的矩形面积。Tower(1971)曾指出Bailey的此方面错误。Gillman(1995)年甚至认为被忽略的部分会达到38%—51%。

　　货币效用模型(Money in utility，MIU)

　　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通过长期的探索，开始将货币引入一般均衡模型进行分析。其中由Sidrauski(1967)提出的货币效用模型(Money in utility，MIU)是这些研究中的一种。Sidrauski的模型假定经济个体的效用直接取决于对商品的消费量和货币的持有量，也就是说，货币能直接给经济个体带来效用，这样货币就能被引入经济个体的效用函数中。Lucas(1993)基于美国1900—1980的年度数据，运用半对数需求函数计算出10%通胀率的福利成本大约为GDP的1.64%。MIU模型直观地把较高通货膨胀率引致的货币持有额下降与个人福利损失紧密地联系起来。因为货币可以直接产生效用，而高的通胀水平会减少经济个体的实际货币余额数量，所以导致家庭福利水平下降。家庭持有实际货币余额的私人机会成本取决于名义利率，而实际货币余额的社会边际成本基本上等于零(纸币的制造成本忽略不计)，当私人边际成本和社会边际成本存在差异时，就会造成无效率。通胀率的升高往往会提高名义利率，即提高持有实际货币余额的私人机会成本。通胀率越高，两种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也越大，造成的福利损失也就越大。

　　为了梳理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领域的研究，也为消费者剩余方法给出具有微观基础并符合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理论性支持，Lucas(2000)以简化的Sidrauski(1967)的货币效用模型框架估计了基于美国数据的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10%的名义利率带来大约1%的福利损失。他还得到结论：在较低的名义利率水平下货币效用模型估计的结果与Bailey模型的结构相近，基本无差异。Lucas还提出了“补偿理论”：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货膨胀水平下，应补偿给家庭多少额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给定利率的均衡状态所获得的效用水平与名义利率等于零时的效用水平相等。货币效用模型完全符合经济学理论关于理性经济个体最大化选择行为的假定。其在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下，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一般均衡体系，并且与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一脉相承。因此，该模型受到广泛的认可。但是该理论也有其缺点，就是货币产生效用的来源问题。货币效用模型，直接将货币引入到效用函数中，从而使得货币理论进入到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中。

　　现金先行模型

　　货币效用无法解释货币如何产生效用的难题，使得现金先行约束模型(Cash in Advance，CIA)发展起来。Clower(1967)认为经济个体的效用仅仅来自对商品的消费，货币只是起到交易媒介的作用。他把货币引入到经济个体效用最优化约束条件中。他认为，经济个体在t期的消费支出不能超过上一期持有的实际货币余额与本期起初得到的政府转移支付之和，即Clower约束。因为早期的现金先期约束模型中Clower约束的存在，使得货币需求函数对利率敏感性很低，而且得出货币的流通速度为1，这显然与现实不符。Lucas&Stokey(1987)在现金约束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不确定条件，并且将消费品分为:现金商品和信用商品。现金商品使用货币支付，需要满足现金约束条件，而信用商品不受此条件的限制。他们使用修正后的模型估计通货膨胀的福利成本。现金约束模型突出了货币的交易功能，影响十分广泛。其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货币效用来源的质疑。但是有批评认为，现金约束模型给经济个体附加的约束条件限制了经济个体的交易机会，怀疑这种约束是否真实反映了货币主义经济的特征。另外，该模型只把货币作用交易媒介，从而排除了其他金融资产替代货币交易的可能性。

　　交易时间模型

　　交易时间货币理论采用更加迂回的方式引入货币，Saving(1971)最早提出交易时间货币理论。该理论认为持有货币不仅仅具有交易媒介的作用，而且还能降低交易过程中的成本。比如交易时间，交易过程中消耗掉的实际资源等。消费商品和享受闲暇都能给经济个体带来效用，模型强调了交易服务必须投入时间和货币两种要素，并且时间与货币具有替代性，减少持有的货币额度将带来交易时间的增加，从而增加福利成本。McCallum&Goodfriend(1988)发展了交易时间模型，他们认为交易技术决定了在既定的消费和货币持有水平下所须花费在购买上的时间。在持有货币数量一定的条件下，高的通胀率降低货币的购买力，家庭将使用更多的时间来获取同样数量的消费品，从而减少了劳动时间或休闲时间，因此造成了福利损失。交易时间模型也是具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分析，而且相对于货币效用模型来说，对于货币为什么具有效用这一问题的解释更具有了说服力。但是，交易时间模型在确定消费时间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货币搜寻模型

　　以上三个具有微观基础的货币理论与传统货币需求理论下的消费者剩余方法相比更具有说服力，但是也存在一些较主观的假设。在对这些理论质疑的过程中，货币搜寻理论发展起来了。这要归功于Kiyotaki&Wright(1989)的工作。Kiyotaki和Wright二者构建了货币搜寻模型，在模型中模拟了物物交换中存在“需求双向不吻合”(Double-Coincidence-of-Wants Problem)的情况。所谓的“需求双向不吻合”意思就是，商品A的购买者并没有商品A的生产者所需要的商品B，所以如果没有货币，则两者之间无法产生交易。该模型认为，货币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人们可以用它来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即货币能够使“需求双向不吻合”的交易得以实现。货币搜寻模型更加关注货币的交易媒介作用，从交易过程中分析出交易成本，认为通胀会造成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从而造成福利损失。货币搜寻理论是刚刚发展起来的前沿理论。该理论的研究起点与以上三种模型不同，该模型并不将货币引入到效用分析中。该理论认为，货币可以达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并且从交易过程中进行分析交易成本，因此在研究思想上更为尊重实际。但是由于现实经济中，交易过程非常复杂，交易者的偏好特点，交易顺序乃至商品空间的维度都有可能影响最后的均衡状态，因此对于货币搜寻理论来模拟经济运行还存在很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