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资能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吗？

二十多年前，邓小平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概念，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过，邓小平不曾想到的是，在二十多年后，先富实现了，共同富裕却似乎被社会远远抛在了后面。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现实是，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攀升至0.47，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已高达20多倍。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财富的增长远远低于GDP增长的速度，享受不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红利。而面对缓慢的收入增长以及不断高涨的物价，任何一场意外（比如重病）或者一次大的支出行动都可能让这部分人随时回到贫困状态。

从结构上看，即使是这部分占绝大多数的普通人群的收入格局也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状态。其突出表现之一是，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垄断性质企业的工资水平远远超出了其他普通企业的工资水平。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曾说过，“目前（2010年）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薪）5.4万。”另据北京国资委统计，北京市国资系统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年薪）4.2万。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2万元，而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更低至1.8万元。此外，除了账面工资，各级政府以及国有企业系统中还有更多的隐性或者叫灰色收入，加剧了本已失衡的收入分配格局。

因此，国内不同群体中的收入已经发生了严重失衡。这种失衡所带来的社会天平的倾斜，在今年表现得十分明显。今年以来，国内以日资汽车公司罢工为代表的众多罢工事件，更呈现出了密集爆发的特征。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现在已到了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时刻。

现在，官方和社会上对收入分配改革探讨最多的，是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而被寄予厚望的《工资条例》也正在紧锣密鼓的制定中。据参与拟定《工资条例》的人士表示，条例草案的核心内容将突出“一低一高”，即最低工资标准的增加机制和垄断企业尤其是高管工资的限制。草案要求各省需将最低工资标准上报国家，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供劳动者参考。而且，职工工资增长应充分考虑当地CPI因素等。《工资条例》草案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控制非常关注，在最后形成的《条例》中，将对垄断企业的工资总量进行控制，并使垄断企业的工资总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中国领导人也向外企明确表示了加薪的希望。在8月28日举行的第三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上的一个高级别会议中，温家宝总理在回应日本呼吁改善日本在华企业经营环境的时候表示，“中国发生劳资纠纷的背景是一些外资企业工资相对较低，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配合解决问题。”温家宝总理的表态明确显示，提高企业工资收入正成为中国政府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手段。

现在已有众多迹象表明，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之一，正在转向要求企业提高工资，从初次收入分配中来解决问题。但在我们看来，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却远比这个复杂，因为它是体制、利益集团、腐败、城乡差别、财税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的结果。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进行系统的考虑。

对此，安邦高级研究员贺军认为，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能不考虑如下方面：第一、体制导致的收入分配差异需要纠正。中国收入分配中最大的问题是来自体制性的资源分配不均，比如部分垄断国企集团有着较高的实际收入和福利水平。第二、现实中的腐败与权力寻租必须抑制。腐败和寻租在中国造就出了大量的灰色收入空间，这主要体现在官员队伍中，众多腐败大案，无不牵涉着巨额的资金。此外，从一些中国官员们的资金外流，也能看出这种灰色收入的规模。第三、财政支出的效率问题，低效率的财政资金支出，造成了很大浪费，其中一部分甚至转化成了灰色收入。而如果能“减税增收”，即把税费转化为老百姓的收入，那对改善收入分配将是很大的利好！第四、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的缺失加剧了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政府每年有着大量的财政收入，今年更是将要突破8万亿。如果能在社保和公共服务上提供更多的财力，这就会减少老百姓这方面的支出或储蓄，相当于变相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所以，收入分配制度是一个涉及了众多因素的复杂而综合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理所当然地要依靠多种管道和方法。只针对初次分配来解决问题，动摇不了收入分配制度不公的根基，只有系统地加以考虑并多管齐下的予以治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能最终解决它要解决的问题。